“琮王”上的“神徽”，陶罐上的12个符号，老祖宗还有多少秘密藏在这里

中国的新石器时代，有一处文明遗址，以玉器的使用和随葬(suízàng)为最主要特征(tèzhēng)，包括大件的玉琮、玉钺和玉璧等。这就是良渚文化。 良渚文化是距今5300年至4300年期间、在长江下游环(huán)太湖地区发展起来的(de)史前文明，如今共发现500多处遗址，以良渚遗址附近的莫角山(mòjiǎoshān)为中心区(zhōngxīnqū)。良渚遗址出土的文物，如今主要存放在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良渚博物院、浙江省博物馆等机构中。 良渚博物院展览面积(miànjī)4000余平方米，展出良渚文化时期玉器、石器、陶器(táoqì)和(hé)漆木器等各类珍贵文物600多件（组）。博物院展览依托“水乡泽国”“文明圣地(shèngdì)”“玉魂国魄”三个展厅，展示了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的考古成果、遗产价值，体现(tǐxiàn)了良渚文明在中华文明“多元一体”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贡献 图据：良渚博物院 良渚玉器的精致程度足以证明：在距今五千年前(qián)，华夏先民的文明已经达到了怎样的高度(gāodù)。 沉睡数千年，良渚遗址(liángzhǔyízhǐ)被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唤醒。 1936年冬，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（今浙江省博物馆前身）馆员施昕更，在家乡良渚周边的(de)田野阡陌之间终日(zhōngrì)埋头调查，独自发现(fāxiàn)黑陶、石器等大量古物。第二年春天，他邀请(yāoqǐng)发掘过殷墟的董作宾、发掘过城子崖遗址的梁思永等当时一流的考古学家来到良渚参观，良渚得到刚刚萌芽的中国考古学界(kǎogǔxuéjiè)的肯定。 1938年，投笔从戎的(de)(de)施昕更一边在浙南参加抗战，一边继续考古整理，使得五万余字(zì)、一百余张图片的《良渚（杭县(hángxiàn)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）》得以在战乱下的上海出版。这本正式发掘报告，确认出土的黑陶和石器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。 良渚文化陶鼎。夹砂红陶，底部为(wèi)三鱼鳍形足，外表黑色发亮 虽然施昕更于两年后去世，生前也始终认为(shǐzhōngrènwéi)良渚只是龙山文化(lóngshānwénhuà)的一支，但“良渚”的名字却就此(jiùcǐ)长期存在于考古学界的视野中。1959年，考古学家(kǎogǔxuéjiā)夏鼐正式将这一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命名为“良渚文化”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良渚文化(wénhuà)的精彩逐渐(zhújiàn)浮出水面(shuǐmiàn)。从1973年发掘苏州草鞋山墓葬开始，良渚周边的墓地相继出土大量丰富精美的玉器，玉器由此取代黑陶成为良渚文化的名片。 龙首(lóngshǒu)纹玉镯。直径8.2厘米 1986年，当良渚被施昕更发现五十周年时，考古学家在(zài)遗址上找到了良渚文化最显贵的(de)墓葬。反山和瑶山墓葬的发现及发掘，号称“琮王”等超规格玉器的出土(chūtǔ)，再一次震惊学界和世界。 良渚终于显示出(chū)了它独一无二的魅力。2018年，“良渚古城遗址(yízhǐ)”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递交了提名申请，成为中国第一个申遗的新石器时代(shídài)遗址。2019年7月，良渚遗址正式(zhèngshì)进入世界遗产名录。 以“玉”为(wèi)特色的(de)良渚文明，并非长江下游最早的玉文化中心，距今5500年左右的安徽巢湖凌家滩(língjiātān)文化才是。从凌家滩文化开始，渐渐开始了“玉石分野”：玉，不再是笼统的“石之美者”，而是(érshì)专指软玉。但凌家滩文化的玉石分野还不十分明显，因此既有(yǒu)软玉的玉龙，也有重达88公斤的玉石猪。 但到了良渚文化时期，玉和石的(de)区别更分明了。玉石(yùshí)未分野之前，玉器的价值更多体现在(zài)制作技艺上(shàng)，材质本身的价值并不突出。从玉文化的角度而言，良渚的兴起可理解为先民继续寻找更好玉质材料的尝试过程。最终良渚出产(chūchǎn)的最好的玉器、最好的玉石材料和制玉技艺，都体现在良渚贵族的墓葬中。 而这之中的重中之重，无疑是玉琮(yùcóng)。 “琮”是《周礼》所记载用以“礼天地”的“六器”之一，而目前最早的考古出土实物资料(zīliào)，就是见于良渚(liángzhǔ)文化。良渚玉琮大体上可以分(fēn)作两类：一类被称为“镯式琮”，其外形和手镯相似(xiāngsì)；另一类即典型外方内圆柱状的琮。 镯式玉琮，1987年瑶山遗址出土(chūtǔ) 这两类玉琮共同的特点是表面都刻划有神人兽面(shòumiàn)为主题的图案，并且(bìngqiě)大多对称排列。镯式琮往往比较矮，通常只有一节至多两节的纹饰；而方柱状(zhùzhuàng)琮则高矮不等，纹饰从一节到十数节不等。 简化神人纹玉琮。高(gāo)10.2厘米、射径22.5厘米、孔径(kǒngjìng)1-1.1厘米 1987年，在反山遗址(yízhǐ)12号墓中出土6件玉琮(yùcóng)，其中5件玉琮大小、高低、节数稍有(yǒu)区别，位于墓主胸腹位置；剩下一件玉琮位于墓主头部附近，是已发现的良渚玉琮中雕琢(diāozhuó)最精美、品质最佳、体量最大的玉琮，所以被誉为“琮王”。 “琮王”内圆外方，中部贯穿，高(gāo)8.9厘米(límǐ)、直径16.5~17.6厘米，重达6500克 图据：ICphoto 在发现玉琮(yùcóng)(yùcóng)王之初，考古人员并未过多关注玉琮上(shàng)的细节。其被送往文物库房进行编号、拍照之后才发现：玉琮王上竟刻画着头戴羽毛发冠、骑在神兽之上的“神人兽面”图案。 图案的(de)主体为“神人”，面部呈倒梯形，眼睛、鼻子、牙齿都非常写实。“神人”头上还戴有高耸的羽冠，内(nèi)层刻有(kèyǒu)连续卷云纹的帽饰，外层为放射状羽翎大冠。“神人”的肢体都以阴纹细刻而成，上肢作抬臂(zuòtáibì)、弯肘状，五指平张。“神人”的身下是一只伏(fú)在地上的神兽，外框有椭圆形的眼睑(yǎnjiǎn)，之间以桥形凸面相连，有鼻梁和鼻翼，阔嘴内有尖利的牙齿。 神人兽面纹(wén)（局部） 图据《文明的曙光：良渚文化文物精品集》 这个图案，是良渚文物中细节表现最多的一个，常常(chángcháng)也被称为“神徽”。北京大学教授秦岭认为，这个图像到底是什么，很难从后代文献中去简单回溯早期的思想观念(sīxiǎngguānniàn)，“《说文解字》中，‘灵’字条下释巫为‘以玉事神(yǐyùshìshén)’，或许良渚的权贵们，这些制玉用(zhìyùyòng)玉的特殊(tèshū)社群，正是‘以玉事神’的最早的巫觋。” 玉琮(yùcóng)之外，还有玉钺。长江下游地区是中国史前石斧、石钺最为发达的(de)地区，发展到良渚文化的时候，石斧已经(yǐjīng)基本脱离了(le)生产的实用功能，与玉琮、玉璧一起构成了用玉制度的核心，是显贵者阶层特定身份地位的玉质指示物。 双孔玉钺，1986年反山遗址出土(chūtǔ) 玉钺在良渚文化中数量不多(duō)，一般仅见于等级最高的男性墓葬中，而且一座墓基本上只有一件。它的普及率要低于玉琮(yùcóng)和(hé)玉璧，这或许也反映出它的意义确实不同凡响。 在良渚的一件陶罐上(shàng)，其肩部及上腹部刻有亦图亦文(túyìwén)的12个符号，李学勤教授(jiàoshòu)称其为“前所未见的珍品”。它即便不算正式严格意义上的文字，也是文字的前身。 刻符黑陶罐。因出土于河沙中，故器表面呈锈红色(hóngsè) 无论玉器还是文字(wénzì)符号，都显示(xiǎnshì)良渚文化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。但距今4300~4000年时，良渚文化却悄然消失。后继的(de)马桥文化无论是农业经济(jīngjì)、玉器还是聚落形态，都无法和良渚文化相比，呈现出明显的倒退。 关于(guānyú)良渚文化(wénhuà)的消亡，学界提出多种理论解释，诸如洪水说、农业恶化说、瘟疫说及社会资源耗尽说等等，但至今尚无定论。 作为与安徽(ānhuī)凌家滩(língjiātān)文化、辽宁红山文化齐名的中国史前三大玉文化之一，良渚文化在华夏文明史上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先民的智慧和心血，寄托于精美(jīngměi)的玉器中长存，也令后人钦佩仰望。 文 启凌(qǐlíng) 编辑 苏静 （下载红星新闻，报料(bàoliào)有奖！）